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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启超在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中说：“明清之交，学者对于自然界之考索，本已有动机。”他所说的“动机”是宋应星《天工开物》和方中通根据父亲方以智《通雅》及余稿分类编出的《物理小识》等著作。然而明代的科学，按照李约瑟的说法，实则全面退步。放到更宽广的全球赛道上，还有不进则退的问题：宋元时尚能预测日食，明代时预测精度已十分不准，晚明来华耶稣会士于是在编订历书方面大显身手，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在中夏建立权威。

康熙年间，曾有过习学西方科学的热潮。然而皇帝爱好西学、延揽历算人才，却有着复杂的动机。1691年，安徽宣城人、一介布衣梅文鼎（1633—1721）开始进入君主的视野，1705年更是获得圣宠。科学史学者韩琦对此评价道： “庙堂对历算的支持，在民间广为传播，营造了民间学历算的风气，也使得之后乾嘉学派开始重视历算研究。”

韩琦对梅文鼎的兴趣要从他1985年考入中科大师从杜石然先生攻读科学史说起，正是在那时，他读到了“祖师爷”、中国数学史家、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李俨先生的《梅文鼎年谱》。由于梅文鼎著述的善本散见国内众多图书馆，有些还流落到日本，或在同治时作为“国礼”被赠送美国国会图书馆，韩琦数年来四处寻访、尽力搜集，整理标点了梅文鼎的主要历算著作及诗文集。由他编定的《梅文鼎全集》（黄山书社出版）获2020年度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。《文汇学人》不久前采访了韩琦教授，请他谈谈这位汇通中西、被誉为“国朝第一”的历算名家，探看他的“朋友圈”、与康熙帝的君臣互动以及他对清代西学发展产生的影响。